冯原：真的存在珠三角文化共同体吗?
2007年5月份，《Domus国际中文版》杂志在香港大学做了一次研讨会，请了我和电影《榴莲飘飘》的导演陈果，还有香港设计师胡恩威，我们三人进行了一场对话。我为本次论坛提出的对话主题是“异体同声”，主要是想讨论珠三角—粤港两地基于粤语圈文化的历史性关系。最终，这场对话导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会有今天被我们所认知的珠三角的地缘文化？事实上，我发现，这个问题与现代性相关，而要追溯现代性与珠三角历史的关系，就必须把香港的出现看成一个关键因素，以香港与珠三角地区、以至整个中国大陆的关系演变作为线索，这就很可能得到一把解开珠三角地缘文化的钥匙。
回顾珠三角过去150年的历史演进过程，既赋予了香港和珠三角在不同阶段的意义，也将此地塑造成了中国与全球相互联接的窗口或大门。所以，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空间—地缘的层面上。香港是一面折射现代性的文化、制度和技术的镜子，不仅首先照射并影响着广东珠三角，而且它赋予了此地一种其它地方不具备的特殊性——这是一种把中国拉入近现代历程的动力。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广九铁路的出现，以及铁路在省港两地的勾通中所扮演的角色，铁路既是现代性的运输工具，亦在货物的互通有无中构建了现代背景下的粤港两地的岭南文化。
从经济和商业运作角度来说，今天的我们，能够非常熟练地在使用所有的历史资源，可能是为了利用历史资源来营销和利益，但是，只有通过对词语以及词语所连带的历史符号进行深究，才会显现出埋藏在词语中更深层的矛盾。香港（Hong Kong）不是一个简单的英文音译，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南方海岛，从不被帝国所看重，但是却成为另一种文化制度所选择的登陆地，在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分割之后，它成了近代史开端的标志，它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性的基本结构在中国的植入。
因此，近代的珠三角之裂变，都要以香港的出现为其起点，因为广州之外出现了一个与广州对立的港口，珠三角与近代世界交往的画卷由此展开新的篇章。
然而，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种珠三角地区的地缘性和文化共同体呢？我认为，一切都和边界的划定和解除有关，所有的边界都是人为的界定，是制度安排的一种空间结果。如果说，岭南文化是基于地理学或者地缘特征的文化概括，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它体现了我们习惯采纳的一种分类方法——从国家中心出发将这一地处边缘的区域称为岭南地区。因为五岭分割了岭北和岭南，形成了广西和广东，甚至福建的南部，使这个被称为岭南的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
与形塑地方文化的地理特征起到同样作用的是社会制度，例如，当地域性的文化遭遇了现代性的制度，那么，就会形成与制度所塑造的“文化-制度”边界。其典型的制度边界出现于1952年，严格来说，香港和大陆的分离应当定在1952年。从那时起，粤港变成了两个世界，看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1952年发表的照片，它显示了深圳与香港交界的罗湖桥，在那时，铁路依旧在，但火车却无法再越过罗湖桥，农夫们沿着铁路将货物挑过来。由此也拉开了长达近三十年的制度区隔。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1952年发布的图片
1998年之后，由于库哈斯定义的“大跃进时期”使珠三角的发展跃入国际的视野，不过早在库哈斯之前的二十多年，还有一个人可能被大家所忽略了，他就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弗里德曼曾三次来过中国，并访问过广州和香港，当然也必定会穿越过广九铁路的罗湖桥，这位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师高度肯定了香港的经济模式，在1980年，他看到的广东与香港形成巨大的反差，他的中国行纪录和张五常的记述都表明了他对于社会制度之于经济进退的决定性作用。
不过这句话虽然符合当时的状况，却可能言之过早了。在80年代经济特区即将诞生之前，情况的确如此，人们的收入在香港和罗湖桥这边的广东足足相差100倍，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深圳或者广州干一天能挣到一块钱，在对岸的香港则能挣到一百块。但是人和文化却是一样的，那么，差异显然是在于制度的设定，是制度安排导致了生产力之间的差异。不过，距那时已有40年，若是弗里德曼再次来到这个地区，观察一下罗湖桥两边的变迁，恐怕他就要修正自己的经典预言了。
于是我认为，要呈现珠三地区的制度差异所导致的急剧变动的历史，可能并不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要使用虚拟历史的方法，所以，我希望能通过一系列的假设，也就是通过创作去呈现某种隐藏在制度内部的差异性，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表征符号的冲突来呈现内在的概念。因此，深圳特区将成为我所观察的对象，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受人瞩目的地区，近半年以来，探索频道的亚洲频道播放了一系列反映中国的节目，有不少是关于中国和介绍中国崛起的节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纪录片的第一个画面总是先给予广州和深圳，实际上，改革、开放、特区已成为全世界认识当代中国的敲门砖了。
其实，比起“作为田野的珠三角”这个主题，我更在乎的是“作为观察者的珠三角”——这引出了谁在看我们，以及我们被谁所看到的系列问题。因此，所有的讨论都必须回到这样一个前提——因为存在着外部观察者，这样才引出了被看到的内容。我把这个外部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结构称之为现代性的二元结构，它们在相互对立的基本位置上却因为观察而生产出彼此的“他者”形象。
今天我们用“珠三角”也好、“大湾区”也好，总是在一个相对平面的角度上思考相互的地缘关系。但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补充来自拓扑学（topology，是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学科）的思考视角，因为这些地方貌似相近，却存在着高差，使得它们彼此在高度上并不相容。若是站在香港的高度上，它望向大陆时瞄准的可能并不是离它最近的深圳和广州，而是北京和上海。珠三角和香港的空间距离很近，但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相互观察的。所以，如果我们试着回想一下18世纪康熙皇帝的选择吧，为什么他要在广州的珠江边上画一个圈，而不是其它的地方呢？那是因为，起码从600年前开始，北京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若从北京为中心的视野来观察，岭南地区就是一个边缘地带，又是一个近海和海陆相交之地，这个圈划在广州就是必然的选择。
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说，现代性的二元结构呈现出一种并不对等的主体性，在“中—西”的二元结构中，以西方为中心所创造的地理定义是所谓的远东和近东。因此，在香港和珠三角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不对等的主体性位置，就像我们在中国内部划分出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分区一样。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去想象，都会带来一种想象性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香港的空间身份，以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想象关系。相似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因为上海和香港一样承担着双重（对内和对外）的想象。曾经有不少学者发起过有关“双城记”（上海与香港）的讨论，20世纪以来，上海和香港在内外结构中一直都承担着内部所塑造的向外的角色，有意思的是，除了广交会的年代，在对外的重要性上面，珠三角似乎难以与这两个城市相提并论的。
如果从历史的深层结构来理解深圳特区，我们不难发现，深圳特区的空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它是近40年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从未有过的一个位于中国内外结构上的引爆点，这个内外结构向内是由内部思想观念所主导的，向外又转变成全球资本的价值洼地。两者之间看似很矛盾，没有直接关系，却在深圳特区中组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一种独步全球的现象。深圳正是这种“内部思想观念——人力和外部资本”互相作用的结果，因此，一方面是深圳特区的成就早已完全超越了弗里德曼当年在罗湖桥边的断言，同时也为库哈斯所定义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大湾区，其实是特区时代的珠三角的再定义，它包含了崛起的深圳和即将被超越的香港，以及作为文化基础的广东，它既联系着这一地区的地缘历史又不断添加新的篇章，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讨论所谓的传统与文化共同性。如果我们把制度的作用和制度的演变、以及更久远的历史文化特征放在一起，就会显现出一种最基础的层面——决定这个地区的基本因素仍然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基本关系——是分和合、内和外、开放与封闭的关系。
今天的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经济总量上超越香港了，但是特区的起点却是一个模仿香港的版本——特区的空间定义是一个被分为一线关和二线关的圈，这个圈存在了近二十多年，如今大家早就已经不再提起二线关，但是，我们仍然要从历史的深层结构上来思考它的意义，这是深圳特区作为一个“圈”而诞生、并发展和壮大的制度前提和动力来源。
我认为，从来没有一种固定的、或者说本体论框架中的岭南文化，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和特定的时代中，不断地根据需要来创造和构建岭南文化。因此，政治和文化意义的珠三角从来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珠三角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内外结构关系（中国—西方），或者说现代性的结构关系（现代—传统）的变动，其所谓的共同性是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根据不同的利益而构建出来的。所以，岭南文化成了一个可以被我们反复书写的内容。今天，则由我们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中去书写。
我使用“省港”、以及“粤港”这些词，都是指向早期的现代阶段——今天我们称之为现代主义阶段的珠三角。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在当下不断积累和演变的历史遗产，并且不断拓展这些遗产在未来的可塑性。最近这段时间内，我非常频繁地参与广州规委会的一些历史保护工作，广州也和深圳一样进入了房地产和城市建设的2.0版本，也就是所谓的旧村改造和“三旧”改造，它们正在大规模的推进之中，这将会创造未来的历史和岭南文化的新版本。因此，我们对当下的判断，应该要从150年以来的历史演变入手，要联系到地方性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样才能把握其演变的规律。
2008年左右，我带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珩老师所带的研究生一起在顺德做工业遗产保护的工作坊。我记得那时我去问刘珩老师的香港学生们，说你们是哪里人，乡下是哪里的？他们回答说是广东人，祖籍在佛山啊、江门啊。我问他们，你们回去过祖居地吗？他们望着我却摇摇头，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发现香港与珠三角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乡愁”，这让我改变了那种2007年还在讨论的“异体同声”的看法。我发现，其实我们所说的珠三角的地缘问题，以及基于这个地缘文化背后的更深层的结构，在150年前就埋下了某种各自发生的种子。
为什么在当下而言，地域性反而成为了要被保护的东西，那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已经现代化的我们在同等的信息条件下要获取更大的自我认同，强调差异性的文化追求胜过了追求同一性的现代主义文化，地方性的认同反而会成为动力——因为全球化之后的地域性已经发生了质变。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的地缘在300年以来都受制于全球化，全球化一直都作用到地缘上，因为这个地方最早被卷入到中国—西方之间的全球贸易。当年，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库哈斯，他们都以一种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来回顾、观察和总结了这个地区的特点，但是站在2020年来看它的未来，珠三角地区所拥有的可塑性很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意料。